【COS编辑部按】本译文原文来自澳大利亚Science in Public，讲述Terry Speed，一位著作等身的统计学者，对学术和社会生活的热情；原文版权归 Science in Public所有。本文译者：尤晓斌(新加坡国立大学)；审校：李妙竹(上海生科院)、施涛(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统计学本来就应该成就其他学科，我太爱统计了，它像把钥匙一样让我们能溜进任何学科的后院里随便玩耍”

—Terry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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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Terry Speed

用数字同癌症抗争

Terry Speed从不觉得能很快在媒体的头条上看到类似“统计学家治愈癌症”的标题，不过他坚信数学和统计学可以有效地帮助研究者认识癌症背后的诱因，从而减少手术的需要。身兼数学家和统计学家，Terry笔下诞生了不少鲜有人读得懂的精美学术著作，但除此之外，他还有学术成就以外的另一面，他曾出席法庭作证，帮助农户和采钻矿工，还为生物学家提供统计工具以解决基因的进化问题。

20年前，生物学家们只能孤立的研究一两个基因。而今，他们已经能够同时跟踪同一个细胞里的上千个基因，但若想真正理解这些信息，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生物学家们就还需要运用Terry提出的统计方法。

当Terry年近古稀，他专注于挑选正常细胞与癌细胞不同之处，更加接近有效治疗癌症的临床研究，并同业界一同合作研发检测甲状腺细胞增殖是否发生癌变的工具。

因其在解释基因组的解释以及相关技术的研发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位WEHI医学研究所生物信息学领头人荣获2013年总理科学奖(Prime Minister’s Prizes for Science)。

Terry Speed 的采访稿原文

Terry现在供职的WEHI医学研究所在墨尔本市中心，离他以前就读过的高中University High School和大学Melbourne University都不远。虽说他的办公室可以俯瞰他以前读过的高中，也能把那条通往昔日大学的公路尽收眼底，但他一路走来获得如此成就绝不是所见的那么容易。算上在U.C. Berkeley担任荣誉退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的20年，以及在Monash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Sheffield，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和CSIRO等学校辛勤工作的经历，他一路走来可谓经历了漫长的旅途。

若要说Terry最终从事医药研究的原因，多半可以归结于他早年不幸的回忆——他的肺部曾经因细菌感染患上了支气管扩张。他回忆道：“除了去医院里清肺，冬季里我成天都只能呆在家里。”最终他不得不在16岁时做一次肺叶切除的手术。要说这次手术最显著的作用就是他的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随后一年他就参加了赛艇比赛，而且从那以后跑步成了他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项运动。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手术还潜移默化地在他内心深处种下了医学研究的兴趣之种。

1960年，是Terry在University High School的最后一年。就在这一年，附近WEHI医学研究所的免疫学家Frank Macfarlane Burnet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也是在这一年，和Terry同校的Suzanne Cory共享了学校的毕业奖彰，Suzanne日后成为了WEHI的主管，并最终把Terry也劝到了WEHI。

随后的一年，Terry开始他的医学科学双学位，可仅仅过了一个学期他便意识到纯粹的医学其实并不适合他。他说：“其实我对实验室的工作没有激情，我不想成天盯着显微镜，解剖小白鼠！”因此，他转向专攻数学和统计学的理学学位，但他还保留着自己对医学的兴趣，并同时接手了一个关于突变基因存活模式的荣誉项目(honours project)。他说：“基因数据及理论推导仿佛与生俱来就特别对数学家的胃口！”

Terry在本科学习行将结束的时候结婚了，几个月后他便在Monash University找到份授课的工作，并半工半读开始攻读数学博士。其后他又四处奔波，先是从Monash到了英国的University of Sheffield，再后来又去往UWA。

Terry在UWA的时候广泛地做对外咨询工作。他经常同一些CSIRO的研究学者紧密合作。他所关注的问题遍及诸如原住民的刑拘比率，Perth的淡水使用到菱形钻石的大小分布等等，涉猎颇广，这也为他赢得了应用统计学家的美誉。最终，他也因自己的成就担任了CSIRO数学和统计学的系主任。

其实Terry的真实想法是要通过实际应用来促进理论的发展。大家通常都认为统计学处于其他学科服务的地位，但他对此一点也不介意。“我倒是很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统计学本来就应该成就其他学科，我太爱统计了，它像把钥匙让我们能溜进任何学科的后院里随便玩耍(译者按：此说法为Terry Speed引述自John Tukey，原文为：”The best thing about being a statistician is that you get to play in everyone’s backyard.”)，” 当问及他现在的研究方向时，他会回答，“我把统计运用到遗传学和分子生物的研究当中，癌症是一个专攻的方向。”

在堪培拉CSIRO工作四年半之后，Terry于1987年获得了UC伯克利统计学系的教职，这可是在世界一流的统计学府供职！从CSIRO的实践环境中离开，他进入非常学术得世界，成为其中少数得几个同时具有行政管理和顾问经验的科研人员。没多久，他就接管了系里的咨询顾问事务，然后又担任了系主任。

伯克利给予他同遗传学届诸多开疆破土的学术先驱接洽的机会。他参与了分子生物数学项目，还参与了众多研究分子演化(molecular evolution)和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的科学家组成的实验室讨论组。由此，他有幸很早见证微阵列/基因芯片(microarrays)的飞速发展，具备同时估算上千条基因的运算能力。虽然当时这项技术突破被严格保密，但他很幸运地成为第一批接触这项技术的统计学家。他也因此有机会对分析这种数据提出简单有效的统计方法，从而对世界范围内的微序列数据实验室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有趣的是，Terry对自己提出的众多知名算法看得并不重。在谈及他在微序列方面的工作时，他说：“那不过是时机恰到好处，顺势而为罢了，根本没有太多技术含量。”而他最引以为豪的学术成果却少有人问津。

不得不说，Terry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他的统计分析能力在犯罪学上找到了契合点，并且擦出绚烂的火花！他曾经列席澳大利亚犯罪研究所的委员会，期间他三次听证世人瞩目的审判。当他还在职业生涯早期在Monash University授课的时候，他出席了第一次听证。他通过研究子弹的路径，证明了澳大利亚最后一个被实施绞刑的杀人犯Ronald Ryan其实是无辜的，因为那一枪不可能是他开的。可惜他的证据并没有改变最终的审判结果。在伯克利的时候，Terry参与了美国知名橄榄球星辛普森谋杀案的审理，并做过专家证人，他还参与美国诺贝尔奖得主David Baltimore学术丑闻(David Baltimore的学生)的取证。浅尝法律领域的经历让他开始推崇思辨，他相信包括DNA指纹图谱(DNA Fingerprinting)在内的很多犯罪调查方法，是建立在模棱两可的统计方法之上的。

Terry总是和澳洲保持着联系。有次他回到澳洲WEHI拜访昔日的校友Suzanne Cory，就在这时候，机会降临了！在分子生物学家Simon Foote的大力推动下，Terry收到了她的职位邀请。他谈到：“WEHI很不一样，给我很多新鲜感，但某种程度上它跟伯克利一样，能为我开启广阔的学术研究领域，让我接触到很多值得尊敬的科学家。”这份科研工作也把他带回了最核心的医学研究。

于是从1997年开始，他同伯克利达成协议，兼职为WEHI工作。他说道：“其后的13年里，我有二分之一的时间在伯克利，二分之一时间在墨尔本，还剩二分之一呢？乘飞机往返于两地之间。“（译者按：言下之意是忙碌奔波）现在他全职在WEHI工作。“当我刚开始在WEHI工作时，我感觉我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我完全不知道生物信息学家是什么指什么，我甚至觉得这个名称太逊了。不过我发现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同我交流。”

现在他带领的生物信息部门研发的技术被广泛应用在医学研究。即便如此，他还是对澳洲生物信息领域的不确定性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人想从事这个行业，但相应的工作都只有一两年周期。生物信息领域没有一条明确的职业发展道路，因此，只有很可怜的少数人会考虑继续在这个领域做科研。”

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兴趣爱好，“阅读，写作，节律和奔跑”，但他也很喜欢去听歌剧和音乐会。

追述Terry以往的成就,无论是对整个社会，对理论和应用统计，特别对自己带领的学生，都是贡献卓著的。在2011年出版的学术论文集Selected Works of Terry Speed一书的引言中，身为他学生的伯克利教授Sandrine Dudoit写道：“本书除了能阐明Terry取得的学术成果以外，随文评论更加有趣地展现了他性格中讨人喜爱的一面，比如他蕴含着智慧的好奇心，活力，幽默感和宽广的胸怀……Terry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学者……他对于知识的渴望和追求步伐的永不停息。”